1979年2月17日，中国为了确保边界安全，决定全面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。这场战争持续了28天，最终有效地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，然而，越方的挑衅并未因此停止。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当局，迅速以中国军队121师在战争期间涉嫌杀害39名越南平民为理由，向联合国提出控诉，国际舆论随之沸腾。
随着事件逐渐发酵，121师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仅仅半年之后，相关判决便被撤销。那么，究竟董竹血案的真相如何？为什么之后会撤销对王德富的判决呢？
事发时，中国军队已撤出越南，然而黎笋集团授意越南驻联合国代表向国际社会提出控诉。根据越南代表的陈述，越南公安军在战后清扫战场时，在高平省河安县董竹地区的121师原弹药库阵地附近发现了39具越南平民的尸体。尸检结果表明，这些平民是被军用利刃或匕首所杀，因此越方认定责任归属于121师。
展开剩余84%中国代表立即对这一言论提出反对，但并未能阻止该事件在国际舆论中迅速传播。很快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纷纷前往越南，在黎笋的亲自带领下，访问了董竹附近的遗体发现现场。黎笋向记者们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：“遗体是在3月16日发现的，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，尤其是19名儿童，惨状令人难以直视。”黎笋的话让在场的记者震惊不已。
众所周知，在交战中，无论胜负如何，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都会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，甚至可能引发全球制裁。倘若中国军队真做下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将严重受损，敌对势力必然会乘机攻击中国的形象。
面对如此严峻的舆论局面，一名记者忍不住问黎笋：“中国军队为什么会这样做？”这个问题让黎笋一时愣住，他随即含糊其辞地回答道：“我们正在调查，一旦有结果，我们会及时通报媒体。”说完便草草结束了访问。
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黎笋在向记者们描述悲剧时，刻意提到了越南公安军在与中国军队“作战”时英勇的表现，却对血案的细节避而不谈。记者们回到胡志明市后不久，一位自称是董竹血案“幸存者”的男子主动找到黎笋当局的工作人员。他声称，董竹地区曾是中国121师炮兵团的驻地，交战期间，炮兵团的火箭炮连和榴弹炮连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伏击，导致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。愤怒的中国军队随即杀害了附近的平民。
这个“幸存者”能够详细描述出中国军队的战术行动，从部队番号到各级指挥官的姓名，几乎无所不知。他的回答堪称精确到每个细节，仿佛他与这些部队的成员同吃同住。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：作为一个普通平民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？尽管与记者的采访仅持续了几个小时，但他所透露的信息足以将中国军队的名誉推上风口浪尖。
这些记者回到自己的国家后纷纷发表关于董竹血案的报道，部分记者甚至在未离开酒店时便已撰写出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新闻稿，国际舆论瞬间变得风起云涌。此时，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，越南却不断挑衅，制造多起边境惨案。中国的反击，目的是捍卫国土完整，保护人民安全，同时为国内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。然而，在胜利的背后，越南却利用董竹血案对中国进行舆论打压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。
中国如何回应董竹血案呢？中国方面早在越方向联合国控诉之时便启动了调查，但最初并未大规模开展排查工作，原因在于越南曾多次恶意诬陷中国，最具代表性的是1978年11月1日的“庭毫山流血事件”。
1978年，越南方面多次入侵中国广西的庭毫山，埋设地雷，给中国军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。广西边防部队为了保卫边疆，不得不开展排雷工作。1978年11月1日，边防部队在常规排雷过程中，与越军发生冲突，导致六名民兵和两名群众牺牲。越方将事件加以扭曲，称中国士兵越界侵入越南，事后更将庭毫山划入越南领土。此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，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应，邓小平亲自下令，中国人民有权对任何侵略者进行还击。
这一背景下，董竹血案便显得尤为复杂。越南似乎总是在栽赃陷害中国，利用这一方式通过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压。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中国开始对驻扎在董竹的121师进行全面调查，特别是炮兵团的调查。根据调查结果，121师火箭炮连确实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伏击，损失惨重。师部出于安全考虑，下令疏散董竹地区的所有村民，但仍有43人拒绝离开，这些人最终被交给炮兵团副团长王德富处理。
然而，根据王德富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，在驻扎期间，他们对这些村民并未采取过任何暴力措施。事实上，他们不仅没有限制村民的自由，反而分发了生活物资。仅过了一天，王德富便接到了撤军命令，43名村民的去向也无从得知。但他坚信，这些村民绝不会被全部杀害。
然而，由于中国军队已全数撤回国内，且未能获得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持成立联合调查组，最终中国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未能深入下去。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，中国只能暂时作出让步，1980年，王德富被撤销判决，恢复了职务。
面对困境，中国仍不放弃求真务实，继续为董竹血案的真相奔走。很快，中国邀请了曾跟随黎笋探访董竹的记者回国接受采访。这些记者在中国访问了战俘营并采访了越军战俘。访问过程中，他们参观了设施，了解了中国如何对待战俘，并见证了中国军队在《日内瓦公约》下的合规操作。最终，这些记者纷纷表示，在中国所见所闻完全符合国际标准。
随着这些正面报道的出现，国际舆论的压力随之消退。越来越多的外国领导人开始质疑董竹血案的真实性，要求黎笋政府作出回应。但越南方面始终保持沉默。
1979年后，越南政局动荡，黎笋为了维稳加剧了国内政治斗争，一些党内骨干与他彻底决裂。1979年7月，越南前驻华大使黄文欢逃亡中国并公开揭露黎笋集团的罪行，包括其在战争期间的种种暴行。
最终，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，董竹血案被认为是黎笋精心策划的诬陷。1980年，王德富副团长被恢复职务，中国也继续为自己洗清冤屈，持续寻求第三方联合调查。然而，黎笋政府从未对此作出回应。
1986年黎笋去世，越南政局逐渐恢复稳定，中越关系得到缓和。随着两国关系逐步发展，董竹血案的真相逐渐被尘封，尽管如此，国际社会对该事件的评判已趋于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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